那一夜的雨（一）——（十五）(全)

弥勒

小说：那一夜的雨（一）——（十五）(全)

窗外透进来的光线照亮了白若兰身体的另一半，一条分开光明与黑暗的美丽曲线从她的脖颈开始，曲折蜿蜒至腰间。她的头发又黑又亮，从空中垂下来宛若瀑布，飘逸动人。腿的弧度一样完美，滴滴晶莹的汗水顺着光滑的皮肤流下来。


我看得入了神，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是谁。


然而她却在挣扎。

她的双手绑在背后，并不紧，却无法挣脱。左腿被从膝盖处引出的绳子拉得很高，所以上身微微向后倾。又因为我稍稍把她胸前的绳子吊得高了点，使得她的右脚只是勉强着地，看似拥有自由，实则根本没有选择余地。

她努力的想稳住身体，累得满头大汗。我起身去泡了杯咖啡，走到她身旁的窗边，透过杯中升腾起的热气，望向外面，看着傍晚街道上的一派繁忙景象，心中想起自己两个月前刚走进她生活时的种种，不禁莞尔。

（一）

现在我记不清了，但大约就是陈桦永远离开我的那天晚上，我忆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

我和一个特别铁的哥们出门去踢足球，身上各带了5毛钱用来买饮料。回程的时候遇见了一位白胡子的老爷爷，穿的很破烂，神情却安详。他对我们俩说每个人只要5毛钱，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

虽然渴得厉害，但我那哥们还是把那张毛票递给了他，我又不甘心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未来，所以我也给了。老爷爷抓起哥们那双尚显稚嫩的手，仔细看了一会，摇摇头，把钱还给了他。随后又看我的，时间要更长一些。起先我以为他会说什么，实际上他的嘴几乎已经张开了，但他最终只是咂咂嘴，把钱也还给了我。

后来，2003年5月份，哥们没能从那场非典风波里挺过来，身后留下了老婆和5岁的儿子。


同样没能挺过去的，还有陈桦。我的陈桦。

和我青梅竹马的她，22岁那年嫁给我。婚后十年，我们虽然膝下无子，但一直恩爱有加。有她在身边的日子里，对周遭其他的女人我根本看都不屑看一眼，不管论相貌还是论人品，想找出比她好的人，难！

向她求婚的时候我还是个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穷小子，身上不名一文，能给她的，只有一颗热切的心，我这么跟她说。她摸着我肩膀上那条为救她留下的伤疤，说她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嫁给我这样的人，一个能为她挺身而出的真男人。

我真么？我不知道。

一直以为是我在守护着她，到她走后我才明白，其实是她在守护着我。

于是我告诉一起白手起家把公司做大的好朋友说，我累了，把公司卖了吧。朋友二话没说，找了个买家，要了个好价钱，分给我一半，然后举家移民美国了。剩下我一个人，守着那栋有六个卫生间，曾经被我当作天堂的房子。


于是从2003年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里，进出我那栋房子的女人无数。我那两年间仅有的记忆是酒的味道，还有女人身体的轮廓，各种各样的身体，至于面孔，我却一个都想不起来了。我还记得傍晚时分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坐在阳台上，望着夕阳余晖中的汤臣豪园，望着远处的张江镇，泪水不断的流。于是拿起手机，给那个早已被注销掉的号码发送短信息。

“我爱你，回来吧。”


仙乐斯是南京西路上一栋挺有名气的写字楼。照理说这样的黄金地段，不开商场是非常可惜的，可能业主也是想体现一种奢华的气派，故意这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出人意料的，仙乐斯卖得不错。汇丰银行，NEC，都安排了几个部门在里面，SAP也没能免俗。

本来我是没有再出来工作的打算，可以前有过生意来往的一个朋友实在觉得可惜了我这个人才，正好SAP市场部主管空缺，无论如何要邀我加盟。经过两年酒池肉林的生活，我的思维已经有些迟钝呆板，于是转念一想，生活毕竟还要继续，换个环境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便丝毫不计较报酬，榄下了这个差事。

上任之后的我，没有像个标准的商人那样拉帮结派，请吃送礼，相反，技术出身的背景帮了我大忙。

一般小的IT企业常有这类怪现象，搞市场营销的人对自家产品或服务一窍不通，跟客户谈的时候什么条件无论做得到做不到，一律先答应再说。在他们心目中，先签单，后办事是铁的定律。这种思想不能说有什么大错，然而事实往往是允诺给客户的功能给研发部门同事一看，根本做不了，或者即使能做，在这个价位自己也要蚀大本，亏大钱。来往这么几次，信誉没了，生意自然也就没了。

来到SAP刚接手的项目便是中国石油的物流平台。对方提出说看过其他公司演示的BPM，希望SAP给他们做的系统里面能有这个功能。当时BPM还是个颇新颖的概念，像SAP这么稳健的国际巨头不会贸然做什么尝试，如果我答应下来，事后再砍掉这个功能，这笔钱我们也能赚到，但我以一个技术人员的自尊告诉他们，现在SAP还做不了，我给他们推荐了另外几家已经有些经验的公司。

消息传到负责SAP上海的德国人汉克·施密德那里的时候，他脸色不太好，虽然他并没有说什么。但不到一个月，中石油又自己找上门来，把全国数千家加油站的供应链管理系统拿给我们做，而且对价钱工期等等一切好商量，汉克这才明白中国人也是看重诚信的。项目签单后的庆功会上他紧握着我的手，用鼻音浓重的中文说：“非常好！”


项目一旦正式上马，市场部原有的这些人便显得不够用了。一方面要有人跟到客户现场那边去看实际的进货和工作流程，回来以后分析需求；另一方面，还要有人继续洽谈新的业务，SAP在上海有上千名开发人员，可不能吃了今天没有明天的。

招聘的事当然不用我亲自负责，实际上我也胜任不了。公司里有专家，精通心理学，精通营销学和精通技术的几个人组成小组来筛选。我对他们眼光的信任，后来被无数次的证明没有白费。

到了最后，一共聘用了4个人，那天是2005年5月14日——我当然记得——这些市场部的新员工第一次和我见面。在会议室里，他们站成一排，我挨个和他们握手。其中有一个女孩漂亮高挑，站立和走路的时候下巴都微微上扬，我握着她的手，比和其他几个人都轻一些。

“白若兰。”她自我介绍说。

我笑着回礼，看着她的眼睛，不到半秒钟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切。


（二）

是的，我用的是乙醚。

我告诉白若兰只是一起到我家里拿一份材料，随后便去和大众公司的代表见面。当然，我撒了谎。

把乙醚倒在一块棉布手帕上，轻轻走到坐在沙发上的她身后，伸手捂在她的鼻子和嘴上，她的身体根本还没来得及紧张，就松弛下来，倒在沙发上了。随后我小心翼翼的褪下她的衣服，整齐地叠好，放在一边。

真正让我发愁的是客厅天花板上的这些钓钩。因为是栋独立的两层住宅，房间的层高比一般民宅要高，大概有4米吧。这些钩子至少也有几个月没用了，我只得推了一个书柜过来，爬上去把绳子套好，用自己的体重试了试，还撑得住。

从书柜上下来，回头看见这些垂着的绳子，让我想起过去两年里的一些镜头。很多女孩吊在这儿，被鞭子打得哇哇直叫。还有一个朋友不知从哪弄来的姑娘，年龄很小，起初反抗得很厉害，几个男人便把她吊在这里，给她灌水，灌西瓜汁。不出两个小时，她忍不住，尿了出来，一边尿一边哭，周围看着的男人们全都笑了。但我没笑，等她尿完了，我对周围人说，继续。


今天把白若兰弄到这里来，可以说是临时的突发奇想，也可以说是自己隐隐地期盼很久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必须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是为着我，而是为着她。

我把她双手绑到后背去——自觉动作有些生疏了——又把她整个人固定在椅子上，双腿分开。然后我坐下来，等着，等她醒来。与我预料到的一样，她愤怒的眼神，还有她嘴里吐出的那些难听的话，只不过，塞在嘴里的东西使她的诅咒全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呻吟。

让她清醒地经历将要发生的一切，这才是拯救她的正确途径。我取了一盆热水，一条新毛巾，把她的下面仔细擦洗干净。喷上些泡沫之后，用一把吉列把她的耻毛刮干净。

我刮得很仔细，因此时间有些长。其间她从剧烈挣扎到欲哭无泪，从拼命反抗到呆呆地看着刀片从上到下滑动。等完成了这些，我拿一面镜子照给她自己看的时候，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眼角滑落下来，我知道她为什么而哭。决不是源于别人给她的屈辱，她哭，是为自己感到可耻，因为，在我慢慢刮去她身为成熟女人象征的体毛时，她居然湿了。


（三）

我猜不会有多少平头百姓真正注意十一五规划纲要在讲些什么。如果生活本就不够如意，那无论中央做什么样的决定，区别不过是吃馒头还是喝稀饭。但对一家立志做到世界第一的企业来说，政策变化的一举一动必须关注，更何况，一纸自主创新，扶持民族产业的通知便已经威胁到了眼下白若兰谈得十分辛苦的光明牛奶客户关系管理项目。

应该说，在入夏之前的两个月里，她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市场部可以独挡一面的副经理的能力。上海橡胶厂的单子，电业局电子政务改造的合同都谈得很漂亮，因此当我告诉施密德，光明的项目会由白若兰负责的时候，他也毫无异议。

起先倒也十分顺利，不管是借着SAP的名声也好，白若兰的美貌也好，这趟生意找不到比我们更合适的合作伙伴，就在大家以为十拿九稳的当口，光明方面的项目招标负责人小田打来电话说，一家民族企业加入角逐，市政府答应如果用了他们的产品，年底税收和上缴利润方面会有优惠。

本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振臂高呼，全力支持的。但在SAP工作的仍以中国人居多，加之我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白若兰有什么损失，所以心里默默倾向于全力拿下这份合同。

上周她和她自己小组的同事经过两趟无功而返之后，市场部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紧张。前一天小田又打来电话说周四将给两家公司最后一次陈述方案的机会，言语之间似乎在暗示，其实已经内定要给另一家公司做，陈述不过是走个过场。这下顿时人人自危，因为大家心里清楚，光明的合同之所以重要，3000万的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对一批沪上大型企业比如宝钢，大众的示范作用。这张牌如果打不好，恐怕SAP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撤出上海滩了。

下午汉克找到我，跟我谈了情况的严重性，还提到虽然签什么项目是市场部的事，但最近很多研发部的人也找到了他，表达过自己的忧虑。这些我当然都理解，因此当汉克说希望周四我亲自出马的时候，我除了答应下来，别无选择。

整整一下午，我把自己关在我陈设考究的办公室里，设法集中精力思考眼前的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思绪总是回到白若兰第一次来到我家的那个傍晚。


窗外透进来的光线照亮了白若兰身体的另一半，一条分开光明与黑暗的美丽曲线从她的脖颈开始，曲折蜿蜒至腰间。她的头发又黑又亮，从空中垂下来宛若瀑布，飘逸动人。腿的弧度一样完美，滴滴晶莹的汗水顺着光滑的皮肤流下来。

我看得入了神，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是谁。

然而她却在挣扎。

她的双手绑在背后，并不紧，却无法挣脱。左腿被从膝盖处引出的绳子拉得很高，所以上身微微向后倾。又因为我稍稍把她胸前的绳子吊得高了点，使得她的右脚只是勉强着地，看似拥有自由，实则根本没有选择余地。

她努力的想稳住身体，累得满头大汗。我起身去泡了杯咖啡，走到她身旁的窗边，透过杯中升腾起的热气，望向外面，看着傍晚街道上的一派繁忙景象。身后不时传来她低低的一声呻吟，我知道，她还在努力想站稳。

我回过头来看着她，发现她刚刚也在看着我，可是一接触到我的目光，马上又转向一边。我仔细的观察她的呼吸节律，她身上肌肉的起伏，我感觉到她的身体渐渐紧张起来，像拉满的弓，只等一个信号，便释放所有能量。

此刻的她就在这种状态，恰好在高潮的边缘，为了尽量维持这一刻的张力，完全掌握她获得快乐的权利，我多加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把她原先着地的右脚拉到了身后，和悬高的左腿方向正相反。如此一来，她整个人不仅已完全浮空，而且双腿没有丝毫办法相互摩擦，她到达高点的权力自然也就只由我掌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人并不需要男人。触碰，爆发，一切可以完成这个功能的东西都可以代替男人。

我从客厅花瓶里摘了一朵玫瑰花，差点被刺扎破了手。用这朵玫瑰，轻轻的划过她双腿之间，一切就完成了。我所能做的也只是退得稍微远一点，静静地看着白若兰身体剧烈的抽搐，她那根本无法控制的颤抖，还有她拼命想忍住却喷涌而出的凄厉叫声。


后来我做了什么？我记得我放了一池热水，撒了些高级的浴盐在里面，然后轻轻解开她身上的绳子，极度亢奋之后的她眼神迷离，全身软绵无力的瘫在我怀里。我抱着她走进浴室，放进水中，回身倒了一杯冰凉的红酒，放在浴池边。

等我开车兜了两个小时的风回来以后，她已经走了。

我独自坐在黑暗的客厅中，等待着什么。也许是在等警察？那样也好，我是犯了罪，但那只是在法律意义上而已。她的心——如果她肯正视自己的话——应该知道，我救了她，虽然是以跟救陈桦完全不同的方式。

又坐了一会以后，我意识到警察不会来了，便起身脱了上衣，走进浴室去。


（四）

自那晚以后，白若兰再也没有同我说过话，在公司碰面的时候她也只是头一低，侧身走开。这一切我都不怪她。

生死大限的周四早上，我和她那一组的人一起到光明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去，准备最后一搏。临行前才知道，虽然只是走个过场，但光明的老总还是会亲自出席。

我们到的时候另一家公司的人已经聚齐了，说明会马上开始，由他们先来。

他们的技术人员在讲解的时候我也在认真听，不时的表示同意，或者提几个问题，但是都没有丝毫刁难的意味，甚至在我的启发下，他们还发现了几处自己都没注意到的优势。依我看来，这家公司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没有实力，这个单子如果真的给他们做的话，他们也一定能够胜任，当然，问题是我不打算给他们。

轮到SAP之前，我请各位给我两分钟时间，便拉着白若兰到走廊里说话。

“待会由我来说。”我单刀直入。

“什么？”她有些惊讶，脸可能因为紧张而微微有些红，“我准备得很充分，技术讲解，成功案例，甚至还有和对方的对比，我们能行的。”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没想好的事情我不会开口，更不会动手去做。”

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回到会议室里。我打开一个文件夹，简单的看了两眼，合上，拿着它走上讲台。

“我们美丽的白小姐准备了很多材料，包括SAP一位资深工程师要做的技术陈述，方案的细节，追加的优惠等等。但是这些我打算统统跳过。”

说道这里的时候，对手公司里的人甚至已经在微笑了，向来和我们关系不错的小田面露难色，唯有先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光明公司老总孙先生正了正姿势，身体微微向前。

“我只想问你们一件事：光明究竟想不想做进全球500强。如果想，这里有一条屡经验证的捷径，”我晃了晃手里的文件夹，里面装着合同草案，“如果不想，那SAP也根本没有跟你们合作的兴趣。”

我环顾着在场的几位光明牛奶的高管，逐个看着他们的眼睛，最后定格在孙先生那里，注视了5秒钟之后，我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他们的桌子上，告诉他们SAP的陈述结束。小田起身感谢我们在场各位的到来，说结果会马上通知。

SAP的这些员工随我鱼贯走出会议室，白若兰紧紧跟在我的左面，我都可以感觉到她的右臂不时碰触着我的左边手肘。她很紧张，或许还有些后怕。但那一刻，我明白，她在依赖我，她希望离我近一些以便汲取勇气。

在走廊里我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孙先生，他三步并作两步的走过来，同我握手，微笑，然后回到了会议室中去。


当天中午和下午，市场部里到处都是平时根本不来这儿的人，SAP上海负责人汉克·施密德，还有研发部的几个项目经理和首席技术官，也不知怎么那么巧，今天其他办公室的饮水机或者咖啡壶都坏了，偏只有市场部的是好的。

人虽然多，但是房间里很安静，间或有谁翻看资料或者敲击键盘的声音，但没人说话，仿佛空气凝固在半空中。

白若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美丽的双腿优雅地并拢，偏向一边。就在她的电话铃声响起的一瞬间，几乎听得到屋里所有人齐刷刷把头转向那边的声音。所有人都屏息静气，等待着让铃声礼貌地响过三声之后，由她接电话。

一直在负责这张单子的是她，因此通知结果的时候该联系的也自然是她。

只见她向对方问了好，然后认真地听对方讲话，嗯了两声，道别，放下话筒。随后起身向我的办公室门口走来，我从办公室的落地式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所有人都被她的动作牵动着神经。

她走到我门边，轻敲了两下，柔声说道：“我们拿到了。”

整个房间的人群“耶！”地一声爆发出欢呼，技术部门的一堆同事几乎要弹冠相庆了。市场部的几个翻译把手边的纸张抛得满天都是。体重两百多斤的汉克冲过来，拦腰抱起白若兰，原地转了足足两圈，逗得她也咯咯笑了起来。我笑着走向门边，汉克放下她，转身用力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摇着。

“非常好！”虽然他的中文还是没什么进步。


庆功宴就定在时代广场附近的上海阿叔。

应该是汉克马上就通知了德国方面，所以在晚饭开始前，德国总部就发来了贺电，感谢“小姐 白”的努力。

这个项目远不是SAP上海做过的最大的，但绝对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意义的。席间汉克很是高兴，其他一些德国籍的员工也少有的跟中国同事数回合的斗起酒来。白若兰没有坐在我们这一桌，但不时便能听到她欢快的笑声。

饭后大家策划了一个活动，由市场部的员工和研发部的一些代表向她赠送礼物，要她现场拆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有人送了很高级的丝织手帕，有人亲自写了墨宝一幅，汉克则大方地买了颇昂贵的水晶装饰品。

我的礼物盒子很小，也很不起眼。因此当她看到这个红色的中国结的时候，其他人根本没当回事。

只有我注意到了那十分之一秒间她表情的细微变化，如果我没猜错，这件东西一定让她记起了某个她拼命想忘记的夜晚。


饭局散得很晚，但因为第二天便是休息日，不少人意犹未尽，又拉帮结伙的去唱歌，或者去跳舞。

我不太喜欢这种活动，于是早早告退，开车回到家里。进了房间便开始收拾客厅，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再次推出书柜，把几根绳索套在天花板的钓钩上。

今夜，她必然要来敲我的门。


（五）

那一晚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扣门，我打开，侧身把她让进屋里。

她径直走到沙发前面，不管在身后锁门的我，独自脱下了衣服。上装，真丝衬衫，裙子，高跟鞋，褪下丝袜之后，只犹豫了半秒钟，便双手弯到背后，解开了文胸的搭扣。

转过身，面对面的时候，她两手抱在胸前，好像有些冷的样子。我没动地方，向她投去一个疑问的眼神。她一看到便脸红了，低下头紧咬嘴唇，双手十分不情愿地滑向髋骨两侧，除去了那条丝质内裤。

我这才走上前两步，看着她的身体。

一个月前刮掉的毛，现在已经长出来，完全看不出刮过的样子了。我突然想起泰戈尔的诗,“天空不留下飞鸟的痕迹”，似乎在提醒我们，世界并不会因为我们真正活过便有丝毫的改变。可是我又深深知道，外表看来与先前一般无二的身体，早已被我植下的种子变得面目全非了。

我默默地把她绑紧，吊高，不时的放下这根绳子，又拉紧另一根。时间安静而缓慢地流逝着，她的感情却在不断积累。到了最后，月光高悬在窗外，四下万籁俱寂，只有她急促的呼吸和雌性动物般的呻吟响彻在汤臣豪园的喷泉和花丛中。


我们的关系说起来很清纯。

没有性交，没有爱抚。每天晚上她过来，我把她捆住，仍是一句话不说，最后总是无论什么都能让她高潮，或者是一粒跳蛋，或者是两下鞭打。甚至有一次，我只是轻轻说了一声“你去吧”，她便叫了起来。

那叫声有些像哭泣，但是断断续续，又比哭声更加铿锵有力。

我挺喜欢她狂乱过后的眼神，有些倦怠，有些无奈，身体软得只能任人摆布。那一刻无论你提什么要求，她想必都会答应。

然而我没傻到会相信女人那种许诺的地步，我一定要她在完全清醒理智的情况下答应我的要求，否则便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再一个周五晚上,她一丝不挂地站在客厅里时，我没有转身去拿绳子，而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看起足总杯的比赛来。

起初她安静地等着，我听到她因为感到有些冷而揉搓着胳膊的声音，还听到她站累了变换姿势的声音。

兰帕德门前十五米施射，球偏出横梁。一球落后的切尔西越打越急，反倒对桑德兰的密集防守毫无办法。

她舔着嘴唇，不时还清清嗓子，心中一定充满困惑。

乔科尔错失任意球扳平比分的好机会。罗本带伤被替换上场。

她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沙发的左边,恰好在我的视线之内,又好象不想让我看到。

裁判三声长哨,比赛结束.切尔西一球小负,惨遭淘汰.

我关了电视机,把茶几上的饮料一饮而尽,起身伸了个懒腰,全当没有她这个人在旁边一样,径自走进卫生间,洗漱去了.


我出来的时候,白若兰还在那儿,一丝不挂地站着.

"怎么了?"我经过她身旁,去拿香烟的时候她开口道.

我看着她,慢悠悠的点了烟,吸上一口,吐出一股烟圈.继续一言不发地盯着她.

"我做错了什么吗?"她试探性地问.

我的表情既不邪恶,也不诚恳,只是那么静静地,冷冷地盯着她看.而她好象被这目光刺到了,不由地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别这样,你吓到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用力的揉搓着.


我们就这么面对面站着,良久,等我的香烟终于燃尽,我掐灭剩下的烟头,对她说:"你走吧."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好象没听懂我的话,又好象不相信我的话确实是字面上的意思.

"以后也别来了."我扔下她,一个人走向卧室的时候又加上一句.


那晚我睡得很沉,第二天也起来的很晚,因此,白若兰什么时候离开这栋房子的，我不知道.


(六)

若说过去的两年间,进出这栋房子的女人我全都没有印象,也不尽然.

比如凌小悦.

那段时间里热情和放荡的女人见过太多，爱钱和房子的也不在少数，这个没拿过我一分钱的孩子我自然没法忘记。

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就是房事过后,她总会偎在我的怀里,用跟父亲说话般的口气和我撒娇.

有时候她会说:"哥,明天车子借我开开?"

我就会回答:"等你到了可以拿驾照的年龄,我给你买一辆."

这里面有两件事要说清楚,第一,凌小悦确实还没到拿驾照的年龄;第二,她也从来没有过父亲.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是怎么认识她的。

当时是快到陈桦一周年忌辰的时候，我心情实在太糟，正好几个年轻的朋友听说一些日本人在淮海路香港广场6楼的“Roll Jam”包了场地，有歌舞表演，便生拉硬拽的拖着我一起去。本来迪厅这类太吵闹的娱乐场所我是向来不喜欢的，更何况日本人包场的时候总是很奇怪，只要多收些门票钱，一般人也可以进。但是一来拗不过这么多朋友的面子，二来没有我这个ＶＩＰ,他们也没法定到二楼的座位。

我去的稍早了一点，验过VIP卡，往入口走的时候，遇见一个长相十分甜美的女孩在跟门口的保安理论。原来女孩声称自己已经成年，却拿不出身份证明，而且依我看，再怎么老眼昏花的人也能看出来她至多只有十五或者十六岁，守卫人员自然不肯让她进去。

我本来的性格也并不喜好多管闲事，但那天却鬼使神差般地走过去，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宝贝你怎么才来，同时朝保安晃了晃手中的贵宾卡，他终于没有再说什么，放我们俩进去了。

一到大厅，我就把手从她身上拿下来，告诉她玩得开心，当心一点就好。

谁知等我进了二楼的包间，靠边坐下的时候，她还在我身后跟着，而且问都不问的一屁股坐在我对面。

“哥你挺有本事。”她笑着说，“贵宾资格一年也要不少钱吧？”

我也挤出一点笑容，说你最好赶快离开这，待会一群狼来了，你这么甜的人恐怕凶多吉少。

她坐在那里，大摇其头。“你不想我坐在这里，莫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她问。

实际上，过了一会那几个年轻朋友到的时候，凌小悦人还在那里，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不看着她直流口水的。


听她自己说,她是十二岁那年从崇明的少年抚养院里逃出来的.到上海后的这几年,什么都干过.

"以前南京西路到汉口路那一带一个要饭的小帮派,知道么?"她如数家珍的回忆起来,"还有高架下面洗车要钱的那伙,我都参加过.好些现在的铁哥们儿也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当面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你一定想象不到,才刚刚十七岁的这么个黄毛丫头,有一群混混管叫她"大姐",虽然她那些小兄弟在我看来也还是小年轻,都是些该上学给国家添添负担的人,却早早的立了门户,自各儿谋生了.

一年多以前，小悦开始帮人偷东西，转卖些二手的自行车。因为人长的甜，生意还一直不错。终于有一天她意识到给人家干还要受一层盘剥，不如自己动手。随后就召集了一帮子街上无所事事的穷小子，请他们吃饭，不时的发点酒钱，立了帮规，自此也成了“老板”。

“现在，从福州路往西，一直到苏州河边上，全是我们的地盘。”她用手在空中比画着，好象那是很大的一块地方一样。

“你们平时都干些什么？”我一边摸着她的肩膀一边问。

“多了。卖自行车啊，保护街上做生意的姐妹啊，还有，卖点小药丸儿什么的，你知道。”

“卖归卖，但我可不许你碰那东西。你要是敢嗑，我就搬家，让你哪也找不着我。”

“嗯！！！”她急了，撅着小嘴，双手圈住我的脖子，死命地抱着，“不许你走不许你走不许你走！”

“不准碰，听见了么？”
“嗯。”她点头。


和我说话时很乖巧的她，在床上可是另一副模样，怎么形容呢，象只小野猫。

一进我们家的房门，总是迫不及待地上来解我的腰带。有时衬衫扣子解不开了，干脆就用牙咬。每每临近终点的时候，便会浑身大汗淋漓地叫着：“哥，快一点，再快一点！”

等一切完毕，她就笑眯眯的跟我告别，推开大门，朝着一直等在外面的兄弟东子说一句：“走吧。”然后就看见总是含情脉脉的看着她的东子，跟在她屁股后面扬长而去。


光明这边的事情逐渐上了正轨。第一批定金收到以后，汉克·施密德招集我和市场部两个副经理白若兰跟蔡云培去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情况是，德国的实验室搞了一套类似企业平台的东西，跟SAP一直在卖的产品是两个性质。总部希望试探一下市场的反映，但没有决定在上海来做，还是放在北京。开会就是想听听我们的意见。

“由我们做比较好。”白若兰先开了口，“我们现在还只是拿一些比较零散的单子，加上一个项目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作为权利金被那些平台厂商拿走了，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东西，应该是个扭转战局的好机会。SAP上海也可以借此告诉全国其他的兄弟公司，选择我们这里做中国总部是当之无愧的。”

汉克又转向蔡云培。

“我觉得，恩，”他清了清嗓子，“暂时不要接这个计划比较好。市场部在宝钢和大众的企划上投入了很大精力，这两家企业如果肯跟我们合作，看中的也是SAP的成功经验，而不是产品的前卫性。抛开这些不谈，单单是把企划推倒重来，就已经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损失了。”

可别以为这两个人是在针锋相对，实际上，他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我很高兴团队里能有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尤其是敢于发出反对的声音，很多时候正是这些反对的声音最终领着我们走向成功。

蔡云培说完之后，办公室里的三个人就都把目光转向了我，仿佛我的意见便是最终意见。

“SAP在上海的根基很厚，”我总结道，“目前在行业里仍然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的IBM和第三名的甲骨文。我们有实力后发制人。因此，尝鲜的事情我们不必去做，别人有了成功经验，我们拿来用就好。所以，我们不接这个差事。”

汉克颇赞同的点点头，然后收起他手中的一叠文件，最后说道：“那就这么定了，这件事交给北京方面。”

我们三人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


在返回市场部必经的一条长廊里，蔡云培被另一个同事喊了去，只剩我和白若兰两个人继续走。

过去的一周里，我们除了在公司里因为工作上的事说过几句话以外，别无其他交往，但这并不表示她在做些什么我就全然不了解。事实上，不仅是她做了什么，她为什么这么做我也很清楚。

“前几天下班，我看见你上了蔡云培的车。”我若无其事地说。

“嗯，”她回道，“我要他载我一程。”

“你自己有车。”她居然玩这种把戏，殊不知她是不是说谎，我根本连眼神都不用看，只消听听声调便可以察觉得出。

果然，她低头不语。

“只要你快乐就好。”这是一句她一定听得懂的话，她必然知道我指的不是感情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们一路无话，转过一个弯，便进了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