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的绢花

弥勒

看守所里的绢花
----女监采访手记
杜帝
在今年夏天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青岛市公安局看守所的李锡灵所长，话题自然就扯到了他的本行上，预审监管啦，看押解送啦等等。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李所长提到的一位女管教干部。她姓王，是女监大队的队长。1958年，青岛成立了一所幼儿师范，专门为幼儿园培养师资，王队长就是幼儿师范的第一届毕业生。一个本该去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的老师，最终却同一批吸毒、诈骗、卖淫、甚至杀人的女犯打交道，这其中的反差可谓大矣。于是，我和李所长当场拍定，一定要去看守所的女监采访一次。
（一）
那天早上八点钟，我和女记者艾倍来到看守所。艾倍是我的同事，两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儿当记者，听说要去看守所采访，她先是好一阵兴奋，继而就心里犯怵，生怕见到犯人一个个都是青面獠牙。我鼓励她说:不要紧，里面的犯人都不敢乱动，再说，咱们去的是女监，她们肯定和你同性相斥。
话是这么说，其实，我心里也在打鼓。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去看守所，第一次要这么近距离地面对那些犯人。
我和艾倍刚进看守所，迎面碰上了李所长，没有寒喧，李所长第一句话就切入主题:“你们来的正好，市里一家派出所送来一名女犯，正准备和王队长交接呢。”
可不是吗？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停在院里，一男一女两名干警押着一个青年女子下了车。那女子穿着一条天蓝色的无袖连衣裙，高高瘦瘦的，白皙的腕上套着一副手拷，细长的手指在铁拷下面神经质地绞着。
干警押着她走进大铁门，进了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她又从屋里走出来，铐子已经除去，后面跟着一个50多岁的女干警。毫无疑问，这位女干警就是王队长了。
八点三十分，我和艾倍进了女监。这是一幢两层的小楼，很新，也很整洁，外墙贴着彩色的马赛克。进了门，我发现楼梯边的铁栅栏上，竟然缀满了红红绿绿的绢花。如果不是那一扇扇黑黄相间的大铁门，你绝对不会想到这里是一所监狱。后来我得知，做绢花就是这些女犯们平日的手工活儿。
王队长正在办公室里工作。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又简要地说明了来意。王队长也把她的助手、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警官周队长介绍给我们。坐定之后我才发现，刚才押进来的那个年青女子正半蹲半坐在一个墙角边，拿着笔，一笔一笔很吃力地填写着一份表格，我走过去一看，在姓名一栏里，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宇:刁凌凌。好熟悉的名字!我一下子想起三天前的报纸上，曾用很大一块篇幅记录这个吸毒少女的犯罪轨迹。她是四川人，自染上毒瘾之后，痛苦不堪，最后跑到青岛来戒毒，谁知来青后又结交了一班瘾君子，毒瘾一发不可收，她没有钱，只好以贩养吸，间或去坐坐台，客串一次三陪女，然后把卖笑、卖淫挣来的钱再扔进白粉里，直到案发。
我面前的这位年轻女犯，长得可说是十分端正，也很秀气，眉目间有一种百伶百俐，或者说近乎狡黠的神情，稍嫌不足的是，她那眼眶周围有一圈黑晕，不知是因为吸毒还是夜生活过度所致。看着她低眉顺眼埋头填表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禁涌上一阵惋惜。
不光是我惋惜，连王、周两位队长肯定也觉得惋惜。刁凌凌填表的空当儿，她俩的嘴就没闲着。
“挺好的姑娘，怎么就不学好？”
“就是，年轻轻的就吸毒，吸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你今年才二十一，你就不想想以后怎么办？还得搞对象、结婚、生孩子，像你这副样子，整天人不人鬼不鬼的，哪个小伙子敢要你？”
“在这儿好好呆着，老老实实，别违犯狱规，遭几天罪，把毒瘾戒了。等出去以后，好正儿八经地做个人。听见了没有？”
听口气，简直像母亲在教训自己的爱女。
过了一会儿，刁凌凌填好了表，王队长提来六号监房的犯人组长，把刁凌凌交给她，那犯人组长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文文静静的。王队长嘱咐说:“这个刁凌凌在青岛没有亲属，没有人给她送衣服被褥什么的，你们监号里先设法给她调剂一下。先给她弄身衣服换下来，这里面不能穿裙子。她吸毒，这两天能遭点罪，晚上注意一下，别出事，有情况马上报告。”
那个年轻的犯人组长唯唯而去。
王队长对我说，这个组长是个大学生，姓赵，原在一家公司里做财务总监，后来，公司老板把钱都卷着走了，去了国外，账目都是从小赵手下走的，闹不清是合伙作案还是受骗上当，就只好把她先关进来。“不过，”王队长补充说，“等抓到那个老板，事儿也就闹清楚了。”
（二）
王队长和周队长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监号。这里的女监一共关了70多个犯人，大体分三种类型:一是刚刚逮捕还未判刑的；二是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三是已判死刑等待处决的犯人。从犯罪根由上看，有经济犯罪、杀人罪、盗窃罪、诈骗罪和吸毒贩毒者，当然，也有好几种罪行相互交叉的，但单纯卖淫的不多，犯这种罪错的，大都关在离这儿不远的妇教所里。从年龄上看，20一30岁的女犯占绝大多数。每天早晨，两位队长都要走遍所有的监号，看看有没有闹事的，有没有生病的等等。今天，由于刁凌凌的入监，她们把查监号的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小时。
“先去四号吧。”王队长说，“四号那个崔雪这些天就别扭，一个劲儿捣蛋。昨天，我已经把戒具领出来了，再要不老实，今天就给她戴上。”说着，王队长打开一扇小橱，里面放着一副手拷和一副脚镣。
四号监房的铁门打开了。屋子很干净，有卫生间，有壁橱，还有放碗筷的墙洞。如果不是阳台上那一条条杯口粗的铁栅栏，只看室内整洁的环境，你绝对不会想到这里是关押犯人的地方。
屋内是一个大通铺，10名女犯依次坐在铺沿上，低着头，盘着腿。因为是夏天，女犯们大都穿着长及膝盖的短裤，上身是衬衣或汗衫，地上一排拖鞋，摆得整整齐齐。
开始，艾倍不肯进去，但又忍不住伸头向里张望，等看到里面安然无事时，便放心大胆地进去了。
王队长把犯人们挨个看了一遍，走近最里面靠窗的一个年轻女犯身边时，她伸出手，捏了捏女犯的脚踝处。这时我才发现，这个女犯的脚上套着一副铁镣。不知是怕磨破皮还是出于女人的天性，她用红布条缠住了那两只铁圈。我看了看这个女犯，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年纪。
周队长悄悄告诉我说，这是一个杀人犯，杀人手段很残忍，已经判了死刑，现在正是上诉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回到门口时，王队长示意让我注意一下中间一个穿黄色短袖衫的姑娘，那就是崔雪，橱子里的那副械具就是为她准备的。
一个一个监号走下去，一样的格局，也一样的干净。还有，差不多每个监号里总有一两个戴着脚镣的女犯，而每一副套在脚踝处的铁镣也都有红布条精心缠过。周队长告诉我，除那个杀人犯要一直把械具戴下去之外，其余戴械具都是一种暂时的惩罚。这是对违犯狱规者的一种警告，如果再不老实的话，就要连手铐也加上。
到了六号监房，我又见到了刁凌凌。她似乎还不习惯盘腿坐着，两只膝盖翘得老高，显得很吃力。别的犯人都垂着头，唯有她仰着脸，冲着我们笑。
“别嘻皮笑脸的，这儿不是酒店。”王队长严肃地说，“赶快找条裤子把裙子换下来，你的案子还没完，还要提审。按规定提审时女犯是不能穿裙子的。”
所有的监号都走完了，我们又回到办公室。刚才巡视了一圈女监号，这是我第一次和一群贩毒、诈骗、杀人的女犯们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以前，在小说中、在银幕上得到的印象，女犯应该一个个满脸横肉，眼光凶恶，或抹画得像个妖怪，而今天见到的女犯们，一个个都白白净净的，还有几位可以说得上漂亮。如果允许她们轻施粉黛的话，每个人大概都会化出几分姿色来。
同行的女记者艾倍忽然对械具产生了兴趣，她让周队长取出手铐，放在手上把玩。接着，她又想戴着手铐体验一下，长长见识。艾倍的手腕很细，可以使手铐收到最后一格。我摸住那只秀腕，几番发力，终于不忍心把那个冷冰冰的铁圈给她套上去。她却一个劲地笑着，催我铐她。倒是周队长轻车熟路，一下子就把她铐上了，接着，正面铐、背后铐，折腾了好几遍。戴着铐子的艾倍，也努力做出一副万念俱灰的神情，但总也装不像，最后，还是自己“扑哧”一声先笑了。
事后，我对艾蓓说，自由绝对是一种感觉，手铐也好，脚镣也好，终归还取决于这种感觉。知道械具可以由着自己的意志挥之即去，那么，即使是所有的械具都加在身上，你也不会紧张害怕；相反，如果你真的成了一名犯人，即使手脚没上械具，也会拘束得像用麻绳牢牢绑住一样。
艾倍问周队长:“你们常常给她们戴这个吗？”
周队长说：“不。一般来说，只要别太离谱，有点小错，口头警告一下也就算了。虽说是犯了罪，可她们也是人。但也有些太不像话的，就像刚才看到那个崔雪。她是一个利用色相敲诈团伙的主犯，论罪，也不是太重，诈骗了一共几千块钱，就是判刑，也就是一年两年的。但她自从进来之后就没老实过，今天和这个打，明天和那个打，谁也不服气，简直就是个小霸王。像这样的，就只好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正在这时，一辆卡车停到了女监门口。王队长抬头一看:“哟，来加工活儿了。赶快打开监号，让她们把各个号子的活儿都抱回去。”
监房的门打开了，女犯们鱼贯而出，每人从车上抱下一只纸箱。那些戴着脚镣的女犯，一个个都磨磨蹭蹭走在最后，脚上一阵哗啷哗啷的响声。艾倍想跑出去看看，刚起身，发现自己还戴着那副手铐，禁不住笑了，她急忙把手伸到周队长面前，一边问:“如果给她们加上手铐，她们怎么干活啊？”
周队长笑着说，“一般不给她们戴手铐。就是戴，也有办法啊，干活的时候拿下来，其他时间，不管吃饭还是睡觉，都这样戴着呗。”说着，周队长做了一个戴手铐的动作。
艾倍吐了吐舌头:“嗨，遭老罪了。这辈子无论如何也别犯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都笑了。
女犯们这一次分到的活儿是铰线头。每个监号的铺上、地下，都是一堆堆的半成品衬衣。水泥地面很干净，纤尘不染的样子。
周队长介绍说，监号里是轮流值日，值日的女犯，每天都要至少擦六遍地板。
这时，监号里都在忙着，那些戴脚镣的女犯，见到有人在门外看，便拖一叠衬衣将脚镣盖住。
（三）
那天中午，李所长特意为我和艾倍多准备了两个菜，还拿了两瓶啤酒让我们喝。等我们吃完饭回到女监的办公室时，看到王、周两位队长正在训斥那个叫崔雪的女犯。
崔雪低着头，坐在墙角，一声不吭，看到我和艾倍进来，她才抬了抬头，脸上刹时就有了一种有恃无恐的神情。
就是这副神情让她的脚上多了一条铁链。
王队长看出了崔雪脸上瞬间的表情变化，她气愤地说:“你别觉着守着记者我不敢铐你，告诉你，械具昨天就给你领出来了，本来昨天就该给你铐上，我是想看看你的表现，没想到你越来越放肆，简直无法无天了。”
说着，王队长从橱子里取出脚镣，“哗啦”一声扔到崔雪面前:“看见了吧，今天就要给你戴上，让大家伙看看崔雪多有本事，正在努力争取多判两年刑呢。”
任是崔雪再咬牙，看到这副冷冰冰的脚镣，还是浑身打了一个激凌，然后无奈地伸出脚来，眼里也就有了泪。
周队长一面给崔雪戴脚镣，一面对着我和艾倍说:“这个犯人也太不像话了，一进来就浑身长刺，年轻轻的，也不知就怎么学了这么多坏毛病。今天中午，她去卫生间洗毛巾，按监规，洗手洗脸洗毛巾什么的必须在脸盆里洗，她偏不，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淌。她们组长说了她一句，你知道她能说什么？她说：‘好，你等着，等着出去以后，我非找上八个男人轮奸你不行。'”
“就这样表现你还想出去？告诉你，别觉着你犯的罪轻，判刑也判不了几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什么时候真心悔过了，才能考虑放你出去。这决不是吓唬你，因为放你出去的目的不是让你再去犯罪，而是让你重新做人。知道吗？”王队长依然气乎乎的。
崔雪抹了把眼泪，使劲点点头，低低地说:“知道了，我一定改……”
周队长说:“好了，也不用哭鼻子抹眼泪的，回去好好反省反省，什么时候真正想通了，再考虑把械具解下来。”
崔雪拖着脚镣回监号了。
“真没办法，天天如此。”王队长说，“都说三个女人一台子戏，这里光关着的，就是七十来号女人，你给算算这是多少台子戏？每天就这样一出一出的，从来也没空过场。”
周队长接上话头:“有时，我和王队长开玩笑说，那些女犯人，大多还都有个盼头，总有一天会出去。咱们可是判的无期徒刑，是要在大墙里呆上一辈子的。”
“后悔吗？”艾蓓插上问。
“后悔？”王队长笑笑，“有过烦躁的时候，有过心理不平衡的时候，甚至也有过害怕的时候，就是没有后悔过。就说心里不平衡吧，有时，和这些女犯们比一比，都觉得挺生气，你别看她们进来后一个个都点头哈腰，装得像一块鼻涕，那是咱能管着她们。等她们出去了，不少人依然是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大酒店里出出入入，还有人打听到我们的电话，非要请我们去星级酒店吃饭，也不知是真心邀请还是要炫耀一番。我和周队长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以前，一块儿干预审，解送犯人，全国各地跑，直到现在，我们还从没坐过飞机哩。公安没钱，长途解送犯人全是坐火车。我们俩把犯人夹在中间，不愿让别的旅客看出是押犯人，就用围巾、衣服什么的把铐子遮一遮，碰上老实的还好，要是碰上那些捣蛋的，你把手给她铐到后面去她都不老实，碰上这样的，一路上就提心吊胆，生怕出岔子。”
艾倍忽然插嘴问道:“四号监房那个戴脚镣的杀人犯是怎么回事呢？”
周队长说:“她呀，今年才21岁，判决已经下来了，死刑。你别看她年纪小，杀人手段可毒辣了。她家原是潍坊那一带农村的，18岁那年，青岛的一家韩资企业去那儿招工，看她长得还可以，个头也高，就把她招来了，先在车间干了几天活，就当上了什么公关小姐。后来，这公关小姐和身边的一个男的产生了矛盾，那男的就到处说她不正派，弄得她有些抬不起头来，她就起了杀心。那天，她约那男的去她家喝酒，坐陪的是她的情夫，一个已有妻儿的中年男人。三人就一块喝酒，喝到晚上，那男的醉了，趴在桌上动不了，她就示意中年男人把那男的‘解决'了，中年男人心虚，不敢下手，她就抄起一块水泥板，狠狠地砸在那人的后脑勺上，当时就蹬腿了。她还怕他不死，又捅了几刀，然后把尸体拖到厨房。那血，汩汩地淌，淌得满地都是。她想让中年男人帮帮忙，出来一看，她那情夫害怕，早就溜了。这时，她想起农村里的那些屠户，杀了猪之后扔进大锅里一烫，立即就不淌血了。于是她把那尸体大卸八块，然后扔到锅里煮，一直煮到下半夜，又分别用不透明的塑料袋包好、扎好。凌晨，她到马路上搭了个‘摩的'，向海边的湖岛垃圾场驶去，一路上开始往垃圾箱里扔这些尸体的碎块，也不知道扔了多少个垃圾箱，反正最后一块，那个头颅，是扔在了湖岛。天傍亮的时候，她回到住处，清理了现场后，才觉得浑身乏力，她就上床睡了一觉。她做了个梦，梦见那个被她杀死的男人又来找她，且纠缠不休，醒来后，她就买了一瓶酒、两根肠，还有几刀烧纸，独自去了火化场。那里辟出一小块专门祭奠死人的山坡，她就跪在那里烧了纸，摆了供，又祷告了几句，然后回住处收拾了一点东西，伙同那个中年男人，一起跑到闽西，在那儿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房，过起了夫妻生活。”
艾倍问:“后来怎么抓到她的呢？”
王队长接上说:“她从青岛逃走的时候，带走了那个被她杀死的男人的手机和传呼，还有一个笔记本，放在一只塑料袋里。一年后，她怀上了孩子，临产时，因为拖欠房租，和闽西的那家房东闹起了矛盾。房东就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打开房门，想搬点东西抵房租，翻了一遍，就翻出这只盛着手机、传呼、笔记本的塑料袋。本来，房东就怀疑他们两人老夫少妻来路不明，这一次，就干脆把这个塑料袋送到了当地公安局。案子就这样破了。逮捕她的时候，她还在月子里，生下孩子才十几天，解到这里来的那天，正是她该出月子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今年的第一个热天，因为是个死刑犯，手铐脚镣全副‘武装'，铐子还扣在背后，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上却没怎么悲悲切切，大概是因为杀人后心理上那个包袱并不轻松，如今案发了，反倒彻底放松了，进来以后，能吃能睡，你看现在，人也胖了，皮肤也白皙了。"
艾倍又问：“那个孩子呢？”
“这样的妈妈活一天多一天，倒就是可怜了那个孩子，还没满月，就给送到了福利院，成了没娘的孩子。唉！”王队长徐徐叹了一口气。
距这次采访半年之后，我随电视台一个法制栏目去法院采访，再一次见到了四号监房的那个女杀人犯。
在刚判决的一批犯人中，有十三个等待枪决的犯人，她是死刑犯里唯一的女性。
那天，她穿了一身浅色的西服，却被绳索缠得皱皱巴巴，一道法绳从后颈引向腋下，勒住两臂，又在背后叼住两只手腕，打了一个死结。脚上依然拖着铁镣。
面对着最后的审判，她努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而，怎么看那都是一副无奈的苦笑。就在她步履蹒跚被押上囚车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放在福利院中的孩子，算起来，那孩子也快过周岁了。
（四）
现在，我们还要回到在女监采访的那个下午。
我不知道监狱起于何时，但我知道人类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在产生着少数的败类。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女人和败类联系在一起。我一直觉得，把镣铐、锁链和绳索加到女人身上，就是亵渎了美。
可是现在，当我发现这些外表并不丑陋的女囚们那张扬着“恶”的内心时，我知道了，对于她们，那些械具和绳索，那些铁栅和高墙，绝对没有丝毫的过份。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铁栅和高墙，没有这些械具和绳索，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触犯刑律的女囚们，那么，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应该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公园；这些套在女囚身上的铁镣，应该是耕耘的犁锌或拖拉机的链条；我身边的这位王队长，应该在一家幼儿园里教孩子们跳舞唱歌；而周队长呢，大概应该在家照料着丈夫的起居和儿子的功课，这样，她那位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儿子就不至于写完作业找不到家长签字了``````
我们还无法消灭犯罪，就像我们还无法消灭苍蝇、蚊子和老鼠一样。在人性恶的驱动下，这些看似柔弱的女囚们，可以举起凶器去杀人，可以去做人贩子，可以去利用色相诈骗，也可以把手伸向一叠原本不属于她们的钞票。为此，她们付出了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代价。更重要的，她们失去了人格，失去了起码的廉耻。一副镣铐，只不过几斤生铁，一根绳索，也不过几公尺长，然而，一旦被它们缚住，将在一生中留下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也留下一段耻辱的回忆。这耻辱像一记烙印，将伴着她们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那个下午，我真想把这一切，说给那些女囚们听，看她们羞愧地低下头，痛苦地盯着身上的镣铐，然后痛心疾首地悔过，然后走出狱门，去做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女儿
然而，我的“拯救灵魂工程”只是刚刚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弯，一个女囚的表现，就立时使这个理想灰飞烟灭了。
每天下午，这里每个监室都有一份报纸，这是女囚们接触外界的唯一窗口，几个人轮流读报，常常是从一版读到八版。
这天，三号监房一个叫秦兰的东北姑娘，在听到报纸上一段关于师生恋的调查报告时，突然神经质地尖叫起来，接着抢过报纸撕得粉碎。犯人组长说她一句，她立即揪住组长的头发，又撕又打，继而把自己的头照着墙上猛撞。
好几个女囚扑上去，一齐按住她，她依然大喊大叫，奋力挣扎，直到王队长、周队长一齐出动，把她的两手捆到背后，她才喘着粗气，老实了下来。
秦兰被押进办公室里。
她穿一件浅红色短袖衫，一条牛仔裤，中等身材，长得还算漂亮，一头齐耳短发蓬乱着，两只反接的手臂，细长、白皙。
王队长和周队长是一对老搭档了，配合得一直颇为默契。
周队长拍案而起，“秦兰，你反了？你打算干什么？”
秦兰坐在方凳上，低头弓背，不做声。
王队长和颜悦色:“你怎么了？才进来一个多月就受不了了？你想想，在这里，除了不自由以外，哪一点不比你在外面那种吸毒卖淫担惊受怕的生活好？起码没有了上瘾时的死去活来，也不用让别人糟踏来糟踏去。有一日三餐，不是山珍海味，也是热汤热水，进来时，狱规给交待得明明白白了，你呀，就是不长脑子!”
周队长依然火刺刺的:“说!今天是怎么回事？”
秦兰咬着下唇，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还是不作声，那捆在背后的两手，攥成了拳头。
王队长对我和艾倍说:“这个秦兰，我和周队长，真为她操过不少心。她吸毒，还卖淫，什么下作干什么。你别看她现在身上清清爽爽白白净净的，刚进来那阵儿，简直没法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胳膊上全是针眼，打杜冷丁打的，听说一天要打好几十针，不然就过不去了，身上呢，全是疥，那疥，在腋窝以下和大腿内侧，看了叫人恶心。疥是什么？疥是一种性病，得上就得上了，在外面谁都治不了，不去根。在这里，就我和周队长能治这种病。外面也不是治不了，是下不了那个狠心。这个病，要用硫磺熏，才能去根，以毒攻毒嘛，不过很痛，就像身上着了火一样，体质弱的能痛昏了。你想想，在外面谁能遭这个罪？秦兰进来第二天，我和周队长一块儿给她治病。我们就在这个后面砌了一个方坑，然后通知男号的管教们，让他们这天别过来。我们点燃了方坑里的硫磺，给她脱光了衣服，让她坐到方坑上熏，她痛得嗷嗷叫，像杀猪似的，不到10分钟就喊受不了了，我们只好架她起来，给她熏衣服。第二天，又为她熏了一次，这一次时间长，有半个钟头吧，这一下疥全好了，结痂脱落，长出了现在这样肉红丝白的新皮肤。”
秦兰眼眶里的泪水终于落下来，沿腮边流淌，最终落在地上。她双手还反绑着，没法擦拭，只好任其滴落。
艾倍看着可怜，便掏出手绢给她擦擦脸，然后看看秦兰臂上的棕绳，再试探着望望王队长。
王队长便走过来，一面给秦兰解着绑缚，一面说:“今天看两位记者的面子，给你解开。不过，今天的事可要说明白，为什么不遵守狱规，要是说不明白的话，就去给你领一副械具戴上，什么时候说明白了，什么时候给你取下来。”
解下绑缚的秦兰活动了一下臂膀，然后揉着已印上绳索痕迹的手腕，依然低着头不做声。
艾倍从矿泉壶里倒出一杯水，放到秦兰面前，秦兰感激地望望艾倍，又低下头。
艾倍问:“你多大了？”
“二十二。”秦兰终于开口了。
“二十二，比我还小两岁呢，”艾倍便拿出一副大人的口气:“这么小的年纪，还该是上着大学呢，你怎么能这样呢？”
“唉！”秦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我是让人骗了。”
王队长显然知道秦兰的故事，但看到她开口说话了，依然挺高兴。她对秦兰说，“你才二十出头，路还长着呢，怎么能说这辈子完了？今天下午，就让你这位记者大姐好好开导开导你。”听口气，就像母亲在教训女儿。
“你让谁骗了？”艾倍问。
“我老公。他把我骗惨了。”
“你老公？老天，你才多大就结婚了。”
“我16岁开始谈恋爱。那时我上中学，他是我的体育老师，长得很帅，我们两个爱得很投入。后来风声就传开了，家里人先把我关了起来，接着，他在学校也受了处分，他一气之下辞了职，偷偷带上我跑到广东去做生意。我俩就算结了婚，当然没领结婚证。开头两年还挺好，后来做生意赚了几个钱，他就开始变坏了，最后干脆把我晾在一边，偶尔想起来，就像个畜牲似的趴到我身上发泄一番。我知道我们两个完了，我就拿了他一部分钱，跑到青岛，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吸毒的……”
我们都沉默了。
“师生恋，师生恋……，恋爱可别爱上坏人。不过，当时他挺好的，怎么有了钱就变坏了呢？在外边泡妞，有一次还领回家，让我给撞上了。”秦兰喃喃自语，眼晴直直地盯着远处的墙根。
“王队长，周队长，我不想出去了。外边的世界好，外边的世界戳心的事儿也多，我不想看到男人了，就在这儿清清净净地过吧。”
秦兰的眼泪止住了，口气也平静了许多。
她接着解释，原来她以为把那个体育老师给忘了，谁知今天读报纸，又捅破了封住的记忆，一霎间她脑子懵了，就歇斯底里起来。
王队长把秦兰送回了监号，女监里仿佛静了下来。
“其实比秦兰的爱情故事悲惨的，还有不少。有机会你们来，看看犯人的卷宗，同她们谈谈，一个犯人就是一本书。”
王队长沉思着向我们说。
（五）
一天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一任阵阵热风从车窗外扑进来，梳理着我们乱蓬蓬的思绪。